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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华夏地理》杂志于2001年2月创刊,是国内第一本高品位、深度展现多元文化的旅游地理类杂志。《华夏地理》杂志于2001年2月创刊,是国内第一本高品位、深度展现多元文化的旅游地理类杂志。作为国内唯一美国《国家地理》杂志授权的高档地理期刊,与全球国际版本使用统一版式,同步刊出。 2007年7月,《华夏地理》与美国《国家地理》正式版权合作,延续美国《国家地理》128年来探索世界、关爱地球的理念,以震撼的摄影图片和独到的深入报道,为中国的社会中间阶层每月带来反映世界变迁的精彩内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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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造德意志   

2015-12-21 17:13:46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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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撰文:罗伯特·孔齐希 Robert Kunzig
  • 摄影:卢卡·洛卡泰利 Luca Locatelli
  • 翻译:王晓波

导语:德国的能源革命旨在以新型能源取代核能发电与化石燃料。它可以成为全世界的典范吗?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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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国东部,格赖夫斯瓦尔德附近,工人们自1995年以来一直在逐步拆除这座苏联时代的核电厂,用钢屑清理带有放射性的面板(上),以便回收旧金属。德国计划在2022年以前关闭境内所有反应炉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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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尔卡的核反应炉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熔毁事故发生前刚刚完工——后来从未投入使用。现在它变成了游乐园,游人可以在原本是冷却塔的巨筒里飞旋游览。对核能的恐惧刺激了德国的能源转型进程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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距德国大陆50公里、北海海面上空约90米处,一名工程师在检修由丹麦DONG能源集团运营的风电涡轮机。德国在北海、波罗的海建成及在建的风力发电场已有19 处。
 
  汉堡民众知道盟军的炸弹就要来了,所以战俘和强征的劳工必须在半年内建起巨大的高射炮碉堡。1943年7月,碉堡完工。这是一座没有窗户的钢筋混凝土立方体,墙厚2米,房顶更厚,像中世纪城堡般矗立在易北河附近某公园之侧。炮口从四个炮塔伸出,准备向空中的盟军轰炸机扫射,此外纳粹党人还保证,数以万计的市民可以在坚不可摧的墙后安全避难。
 
  碉堡落成后刚过了几个星期,英国轰炸机于夜间从北海袭来,向汉堡市中心圣尼古拉教堂的尖塔飞近。它们撒下大团大团的条形金属箔来迷惑德国人的雷达和高射炮,然后对准密集的居民区投弹,燃起冲天烈焰。火助风势,摧毁了半个汉堡市,死者逾3万4000人,炽热的狂风甚至能把人吹进火场。教堂的钟疯了一般轰鸣。
 
  圣尼古拉的尖塔居然幸存下来,今日成了一道纪念景观,提醒人们不忘当年纳粹酿成的巨祸。那座高射炮碉堡也是纪念物,但如今却被赋予新的意义:从德国羞耻历史的见证,被改造成了光明未来的象征。
 
  碉堡的中央空间内——在当年人们躲避轰炸的地方,一座有六层楼高、容量200万升的热水箱向周边市区的约800户人家输送供暖及生活热水。烧水的热能来自污水处理厂产生的燃气、附近一家工厂的废热、以及碉堡顶上覆盖的太阳能板,连后者的支架都是用从旧炮塔里拆出来的废铁制成。碉堡还利用阳光发电:南面外墙上架设的光伏板接入电网,产能足可供一千户人家使用。北面的胸墙曾是当年炮手看着城里燃起大火的地方,现在成了一处露天咖啡吧,供游人观赏面貌一新的天际线——那里点缀着17架风力发电涡轮。
 
  德国正在引领一次划时代的转变,并创造了energiewende这个词来称呼它,意为“能源转型”。科学家们说,若要使地球免遭气候灾难,所有的国家迟早都必须完成这样一场能源革命。其中,德国是当世工业大国中的领导者。去年,其27%的电力来自风、阳光等可再生能源,这个份额是十年前的三倍,是今日美国的两倍以上。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的熔毁事故促使德国加速转变,更使得总理默克尔宣布,德国将于2022年以前关闭全部17座核电厂。迄今已关闭9座,而可再生能源绰绰有余地补上了产能缺口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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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斯蒙德国家公园位于波罗的海,白垩峭壁几世纪来一直吸引着游客。这样的山毛榉树林一度覆盖着德国全境。浪漫主义时期的民间故事中说,森林造就了德国人热爱自然的民族性格;德国正是在如此性格的推动下走进了清洁能源革命。护林员里科·马尔克曼讲解道,1920 年代曾有一家采石场打算进入这里作业,“民众没有容它乱来”。
 
  然而德国对世界的真正重要性却在于:它也许能带领世界甩掉化石燃料。科学家说,我们必须赶在本世纪内把令地球变暖的碳排放基本截停。德国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,已制定了一套极具进取性的减排目标——以1990年的排放量为基准,至2020年降低40%,至2050年至少降低80%。
 
  现在看来,这些目标最终能否达成还很难说。德国的能源革命是起于草根的:可再生能源领域一半的投资是募自个体公民与当地公民组织。但对这场革命始料未及的传统公共事业公司却在对默克尔政府施压,要求放缓转型速度。德国燃煤发电的份额仍远远高于可再生能源发电,运输、供暖领域的转型更不成熟,而后两者加起来排放的二氧化碳比发电厂还多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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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再生能源蓬勃发展,但德国对污染性最强的褐煤的使用量没有下降。在瑞典“大瀑布电力公司”掌控的南韦尔措矿区,一台台世界最大的机械在这条14米厚的煤层中挖掘,年产2000万吨。这样的景象还会持续多久呢?“我希望很久,”年轻的工程师扬·多曼说,“我们有足够的褐煤。”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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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在丹麦的一座“西门子”工厂里,工人在为一片风电涡轮桨叶进行喷漆前的准备工作。这片桨叶是以玻璃纤维和树脂制成的中空结构,75米的长度几乎可与最大型喷气机的翼展相比。北海中的一架风电涡轮就能为6000户德国家庭供电。
 
  德国政客有时会把能源转型与美国“阿波罗号”登月相比,但完成登月壮举用了不到十年,而且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参与只限于在电视上看看报道。能源转型所需的时间要长得多,而且将牵涉每一个德国人。目前该国人口的近2%,超过150万之众,在向公共电网出售自家生产的绿色电力。“这是要尽一代人之力推动的工程。它将持续到2040年或2050年,而且过程艰难。”在柏林的阿戈拉能源转型智库任职的格尔德·罗森克朗茨说,“它正在令个人消费者的电费升高,尽管如此,如果你在普查中问德国人:你愿意接受能源转型吗? 90%的人都会说愿意。”
 
  为什么呢?今年春天我怀着这样的疑问在德国旅行。为什么世界能源的未来先显露于这个国家,这片70年前饱尝轰炸的焦土?这样的未来能通行全球吗?
 
  德意志民族有一个起源传说:其子民是来自幽暗而无路可通的密林深处。这说法可追溯至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,他在书中描述过杀得罗马军团一败涂地的日耳曼人,这段远祖旧事被19世纪的德国浪漫主义作家所美化。民族志学者阿尔布雷克特·莱曼指出,在20世纪的动荡激变之中,这个起源传说仍是德意志身份认同的稳固源头。森林成了德国人修复受伤灵魂的场所,这样的习惯预先养成了他们关心环境的性格。
 
  所以在1970年代晚期,当戕害德国森林的酸雨被归咎于化石燃料废气排放时,全国上下掀起了舆论怒潮。1973年,OPEC对本土油气资源很少的德国实行石油禁运,已经使德国人开始思考能源问题,而森林之死愈发让他们积极寻求出路。
 
  当时,政府和公共事业公司正在力推核电——但遭到许多民众抵制。这对德国人来说是种新气象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二三十年里,满目疮痍的国家在等待重建,人们都没什么心思去质疑权威和历史。但到了1970年代,重建工作完成,新一代人开始质疑掀起战争又输掉战争的父辈。“二战导致后来的人们有某种程度的叛逆心理,”五十多岁的德国男子约瑟夫·佩施告诉我,“面对权威不会盲目地接受。”
 
  佩施正坐在弗赖堡城外黑林山的一家山顶餐吧里。在稍高一点的山坡空地上伫立着两架近百米高的风电涡轮机,它们是由佩施招募521名市民投资入股而建成——不过我们还没谈到涡轮机的事。在座的还有一位名叫迪特尔·赛弗里德的工程师,我们正聊到距此地30公里外莱茵河畔维尔村附近一个遭抵制而流产的核电项目。
 
  州政府本来坚称兴建核电厂势在必行,否则弗赖堡的灯火就会断电。但从1975年开始,当地农民、学生占领了施工地。抗议活动持续了近十年,直到他们逼得政府放弃计划。核电建设被截停,在德国是第一次。
 
  灯火当然并未熄灭,而弗赖堡发展成一座太阳能城市。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院的弗赖堡分院是太阳能领域的世界前沿,其“太阳社区”由曾经参加维尔村抗议活动的当地建筑师罗尔夫·迪施设计,里面的50栋房子全部配有发电装置,而且输出大于自身消耗。“维尔抗议是起始点。”赛弗里德说。1980年,赛弗里德参与创建的一家研究所发表了题为《能源转型》的研究报告,为多年后发动的绿色能源运动埋下伏笔。
 
  这场运动并非一战功成,但对核电的抵制——而且还是在世人尚未关注气候变化的时代——显然是一个决定性因素。我来到德国时,心里想着德国人真傻,竟然舍弃一种零碳排放的重要能源:福岛事故前该国有四分之一的电力是核电。我离开时,心里想的是,假如德国人没有反核能情绪,也就根本不会有能源转型运动——与对缓慢升高的气温与海平面的恐惧相比,对反应炉熔毁的恐惧是一种远为有力、直接的动因。
 
  比如把自家房子打造成圆柱形、像向日葵般追着太阳旋转的迪施。比如柏林的罗森克朗茨,1980年他曾连续几个月丢下在物理学研究生院的学业,跑去占领一处规划中的核废料填埋场地。比如露易丝·诺伊曼-科泽尔,时隔20年她又去占领过同一块场地,而如今正在带领一个公民组织收购柏林电网。还有文德林·艾因西德勒,这位巴伐利亚奶农帮助自己的村子焕发出巨大的绿色生命力。
 
  所有这些人都对我说,德国必须同时舍弃核能和化石燃料。“你不能引狼入室来赶走老虎。”知名绿党政客汉斯-约瑟夫·费尔解释道,“两者都留不得。”柏林应用科技大学能源专家福尔克尔·夸施宁的说法则是:“核能影响的是我本人,气候变化影响的是我的孩子,区别不过如此。”
 
  如果你要问为什么反核能情绪在德国造成的局面远比其他地方轰烈——比如莱茵河对岸的法国,至今仍从核能中获取四分之三的电力——答案还是要回头从二战中寻找。大战之后,德国被一分为二,成了当世两个核力量超级大国对峙的前线。20世纪70、80年代的示威者抗议的不仅是核反应炉,还有在西德部署美国核导弹的计划,对他们来说这两者似乎是一码事。绿党于1980年成立时,把和平主义与反核能都作为它的宗旨。
 
  1983年,首批绿党议员进驻德国国会,开始把绿色理念注入政治主流。1986年苏联切诺贝利反应炉爆炸时,德国两大党派之一、左倾的社会民主党也转而支持反核运动。虽然切尔诺贝利远在一千多公里之外,它的放射性云团却从德国上空经过,当局告诫民众不要让孩子外出。佩施说,他们至今不能放心食用黑林山的蘑菇和野猪肉。切尔诺贝利事故是德国能源运动中的分水岭。
 
  但让默克尔总理和她代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下定决心、计划在2022年以前关闭所有核反应炉的,却是25年后的福岛事故。此时,可再生能源事业已然大展宏图,汉斯-约瑟夫·费尔于2000年参与创立的一项法律功不可没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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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在莱比锡的这间部分使用风电的厂房里,宝马公司正在打造i3、i8 两种电动车型,车身使用的是碳纤维轻型材料,这在大批量生产线上是首次应用。德国汽车厂商提供多种电动车型,但由于政府缺少奖励机制,本国人很少买。“与美国加州比起来,我们的电动车产业落后太多。”宝马公司的威兰·布吕赫说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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柏林以北50公里,埃伯斯瓦尔德- 菲诺机场的跑道四周是光伏板的海洋。德国所处的纬度与加拿大的拉布拉多地区相同,日照并不强烈,但利用阳光发电的产能却高于任何其他国家。大多数太阳能板都安装在屋顶上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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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6 年,位于荷兰边境附近、莱茵河上的卡尔卡核电站遗址作为游乐园重新开张——“卡尔卡奇迹乐园”。德国打算在2050 年以前把自己打造成一种新型奇迹乐园:能源用量比以前低一半、而且其中至少80%为可再生能源的工业大国。
 
(预知完整故事,请阅读《华夏地理》2015年12月号)

原文链接:http://www.nationalgeographic.com.cn/magazine/2015/12/882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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